尚书右仆射王彧，表字景文，因避宋主名讳，易字为名，正任仆射，总尚书事，内外布置，统已就绪。独晋安王刘子勋，偏不肯服从命令，仍然用兵未休。

刘子勋年仅十龄，晓得甚么军事，凡事统由长史邓琬作主。邓琬因刘子勋排行第三，且起兵寻阳，与世祖骏相符，还道是后先辉映，定获成功。

当时由都中新令，传到江州，将佐统共喜贺，邓琬忽然取令投地道：“殿下将南面听政，如车骑将军等职，乃是我等所为，奈何授与殿下！”

众皆骇愕，邓琬独与陶亮合谋，缮治兵甲，征兵四方。

雍州刺史袁顗，偕谘议参军刘胡，起兵相应，诈称奉太皇太后密令，嘱使出师。一面表达寻阳，劝刘子勋速即帝位。

邓琬遂替刘子勋传檄，略言：

孤志遵前典，废幽陟明，湘东王刘彧，矫害明茂，指宋主杀豫章王之事。篡窃大宝，干我昭穆，寡我兄弟，藐孤同气，犹有十三，圣灵何辜，乃致乏飨云云。

这篇檄文传达远近，四处闻风；于是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，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，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，均与刘子勋谊关兄弟，愿作臂助。

他如徐州刺史薛安都，冀州刺史崔道固，青州刺史沈文秀，义阳内史庞孟虯，行会稽郡事孔顗，吴郡太守顾琛，吴兴太守王昙生，义兴太守刘延熙，晋州太守袁标，益州刺史萧惠开，湘州行事何慧文，广州刺史袁昙远，梁州刺史柳元怙，山阳太守程天祚等，皆归附子勋。

小主，

何攀龙附凤者之多耶！

邓琬因趋附日多，遂伪言受路太后玺书，率将佐劝进，草草定仪，竟于宋主刘彧泰始二年（466年）2月7日，拥立刘子勋登基，年号义嘉。

刘子勋登基后，果然获得各地宗王、方镇的支持效忠，使得宋主刘彧政权的号令，不出建康城外的百里之地。更险恶的是，刘子勋与各方镇都谴责刘彧篡位自立，纷纷出兵从四面八方讨伐建康。当时宋主刘彧的弟弟们都在中央，支持刘彧即位；孝武帝的儿子们（刘子勋的弟弟）则多在地方，支持刘子勋（他们都不满十岁，实为典签掌权），这样形成文帝系与孝武帝系内斗的局面，，史称“义嘉之难”（因为几乎全国各地都使用刘子勋的年号义嘉）。

用邓琬为尚书右仆射，张悦为吏部尚书，袁顗为尚书左仆射，此外将佐及诸州郡官吏，各加官进爵，赏赐有差，四方贡献，多归寻阳。

宋主媟只保有丹阳、淮南数郡，几乎危急得很，亟派建安王刘休仁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命王玄谟为江州刺史，做了刘休仁的副手。

沈攸之为寻阳太守，率兵万人，出发屯守虎槛。刘休仁等出都西去，才隔数日，忽然由东南传来警报，说是会稽太守寻阳王等，已进兵至永世县。永世县地隔建康，不过数百里，都下震惧，风鹤惊心。

泰始二年（466年）二月，各地的贡品和报表都送到了寻阳。宋明帝刘彧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丹阳、淮南等几个郡，而这几个郡中又有很多县起兵响应刘子勋。东线扬州方面的叛军已经到了永世（江苏溧阳），建康皇宫危在旦夕。

在这人心惶恐的时刻，宋明帝刘彧召集大臣商讨成败的大计。蔡兴宗说：“现在普天之下几乎同时背叛了朝廷，就是朝廷内部，也有人不坚定。我们应该镇静，以诚信待人。叛臣的家属大多分布在朝廷任职，倘若绳之以法，建康政权将会土崩瓦解，应该强调父子、兄弟、亲戚之间，叛乱者不株连到家属的道义，只要规定明确，心向建康的人才有斗志。我六军勇猛，武器精良，以这样的部队对付那些还没有经过训练的叛贼，其优劣之势相差万倍，请陛下不要忧虑。”

宋明帝刘彧连声称善，依议施行。

甫越两日，又闻豫州有附逆消息。豫州刺史殷琰，家属多在建康，本不愿归附寻阳。建武司马刘顺劝说豫州刺史殷琰响应寻阳政权。殷琰因家属在建康，没有同意。右卫将军柳光世从朝廷逃出来，投向薛安都时路过寿阳，他对殷琰说：“建康必定难守”。殷琰见对方是从建康逃出来的人，马上相信了。此时殷琰名为豫州刺史，可是他没有实权，其部属都投靠着各种势力，他自己还受当地的豪族、前任右军参军杜叔宝等人的牵制，就这样，他也投靠了刘子勋。殷琰任命杜叔宝为长史，内外一切军政事务，都由杜叔宝处理。

宋主刘彧又复添忧，仍召蔡兴宗等入宫商议，蹙然与语道：“各地的叛乱还没有平息，殷琰又起兵附逆，近日民情如何？事情能好转吗？”

而蔡兴宗坚如磐石地说：“谁是叛逆，谁是正统，我不必分辨。现在商业中断，粮食库存量大，米价便宜。四面各地虽然骚乱，而民心反而更加安定。由此推算，荡平叛乱必定能成功。但是，我所担忧的是未来，正像西晋名将羊祜所说的：既平之后，方当劳圣虑耳。”

意思是夺取政权容易，巩固政权难，要刘彧作好充分的准备。宋明帝刘彧听完蔡兴宗这番高论，有些似信非信似的说道：“诚如卿言，且卿前言叛党亲属，不宜株累，朕今拟厚抚琰家，卿以为何如？”

蔡兴宗道：“这正是招携怀远的要策呢。”

宋主刘彧遂令侍臣慰抚殷琰家，令他作书招收殷琰。并派遣兖州刺史殷孝祖甥荀僧韶，往谕孝祖，饬令即日入朝。